藏地应是位于中国西部的青海、西藏、甘肃南部以及四川西部分等地区的总称。但它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地理名词,藏地早已成为被赋予太多内涵的情感之地。关于藏地高原有两个概念甚至令所有人无法割舍:真的自然与真的人性。这样两个词,用于别处都会使你有些忐忑,但身处藏地时,你眼前、耳盼,甚至嗅觉都会不自觉地打开,心会在瞬间坦然。炙热的阳光、云的影子,和你一同站立的神山,磕长头的老人,玛尼堆与在风中抖动的经幡,一切都是自然与人相融的外显,是生命存在的张扬。这就是藏地高原,吸引我们的是它存在的本身。因此,这片与天最近的地方所孕育的某种磁力始终牵动着人们的神经。你甚至可以真实地去触摸,却好象始终无法准确地表达。
从上世纪开始,有大量关于西藏的艺术创作都多多少少存在着某些遗憾。所谓成功的范例有董希文式的,也有陈丹青式的。但政治视野中宣传画类的藏地或是旅游者眼中异域风情类的藏地,都呈现出图示化的简单与猎奇式的假象。这或许同藏地所具有的不可知性有关,更或许因为我们从物化与沉沦的世界而来,如果不将自己的心洗刷干净,所有的功利在表现它时就会被放大,而无法呈现我们希翼的真实。二十余次踏上这片土地的艺术家李小可先生感叹道:“那是一个能使人魂断的神秘境地。我企图走得更近,可它永远在远方。”然而对于艺术家来说,寻觅的过程就是冲刷自己的过程,也是创作的过程。李小可在藏地拍摄的近万张照片,构成了他新近版画创作的基础。这组名为“藏地不灭的记忆”的系列作品是由摄影转化而来,不仅保留了摄影中情感化的客观呈现,更多了艺术家对藏地切肤般的主观塑造。
李小可的藏地之行是从寻源开始的。他走过黄河源与长江源,他称之为“有如行走在月球的空旷之中”。在生存最恶劣的地方,人的心理会格外强悍。李小可在那里体会着人与自然微妙的关系。尤其缺氧的感觉是迷蒙、眩晕,伴随着有些“high”。他甚至如藏人磕大头一样俯下身去寻找地皮上或许多些的氧气。但这之于艺术家除身体的痛苦之外,也会生成尼采所说的有如酒神的“快感”。这种自我的深度体验所化成的冲动,使李小可一次次走入藏地,阿里、珠峰、那曲、玛曲、夏河……李小可将入藏变为一种常态。二十多次的藏地之行,构成了李小可面对藏地的平常心境。这是从“high”到不“high”的过程更仿佛是修行的过程。总之,在李小可的镜头下藏地就是藏地了。几乎所有作品的构图都是以他的视平线为中心展开的。平视的藏地没有刻意地仰视与俯视,没有刻意地颂扬或猎奇,没有过强意识形态的建构。就是那样平平的看过去,哪怕面前是令人足以震撼的景象。他仅想通过摄影说明我在那里,我看到了,我的感受是这样的。
摄影是瞬间的艺术,是人类抓住瞬间感动的最便捷的工具,是被客观感动下的记录。但摄影的局限性也在于他的客观,而艺术往往是将客观视为一个载体,核心问题是艺术家对心灵认知的表达。藏地给了李小可借此呈现心灵的机会,所以仅仅用镜头说话,对他来说是不满足的。更何况二十多年过去,对人生、对藏地的认知也是在变化的。也许是因为李小可自己捕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,他开始重新审视那近万张照片,开始借用二十一世纪的图像处理与手工的丝网版画技术,去创造一个更为主观的藏地,或许那才是心中最为真切的藏地。
其实李小可的藏地摄影,已是主观后的客观了。而进入版画状态的这批作品应被视为进一步主观的强化过程,使摄影这种近距离,过于现场感,或者说稍有些简单的方式,更加丰富、更加自我。李小可希望探求一种形式感的疏离,有如回忆中或梦幻中的真实。他将这种非常个人化的创作方式称之为“迹化”。表现在画面上,更类似于一幅画、一张照片、一段影片退色与变色的过程。因此,这种“迹化”是动态的。略有些模糊的画面、交错的划痕、不整齐的边缘与色彩纯度的减弱,都在提示我们,藏地的过去、现在与不可知的未来。李小可作为艺术家将此感受提前体验与强化了。这类似将藏地感悟做旧的过程,实质是一种具有未来感的“将来过去时”的语态,而不是简单的回望。在弱化西藏色彩张力的同时,注入历史感的主观方式,在表明艺术家的心悸,因此李小可将这一系列作品称为:藏地不灭的记忆。
首先是记忆,是记忆使藏地的一切凝固下来。他表现的方法可视为将记忆瞬间变成标志性的瞬间的过程。而将这种主观化的记忆、典型的瞬间呈现出来的是作品本身。如《天眼》是李小可经过百般努力终于走到珠峰脚下时,自然给他的恩赐。笼罩着喜马拉雅山的浓云在瞬间打开,珠穆朗玛峰就在云洞中显露出来。是天开眼了,让李小可看到,或者那就是“天眼”本身?如《生之恋》,画面上呈现了一位年入古稀的老人送别时的神情,那扇久久未被关闭的大门,不仅是对远方来客的不舍之情,更是对生命的留恋。《阳光》是逆光下一个小女孩,一个小小乞讨者最自然的状态,没有羞涩,只有简单。她将人与人的情感在瞬间拉近了。这些被留在了李小可的相机里,刻在了李小可的记忆中。而用版画再次表现时,在其中注入自我的渴望则愈加强烈。对此,我们不能忽视李小可首先是一位国画家。中国画以画心为第一要素,画面上的山水人物,不过是因心而至罢了。在这批因心而变的版画中,自然融入了李小可中国画创作的理念,“我”在作品中越来越重要。藏地本身在模糊的同时,艺术家的意识却越发清晰起来,这就构成了表现的张力。中国人说“得意忘形”,不是说没有形,而是将意从形中释放出来。这种释放的过程,就是艺术家追求的脉络。在这组版画中,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。
再有这组版画的制作过程,是非常二十一世纪的。从照相机到数码图片,到运用PS等多个软件的组合处理,到照相制版,到手工的复杂分色,到背景肌理的再造,到色彩的主观改变,再到二十多版复杂的套色手工印制,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化与手工结合的系统工程。这是艺术与技术、偶然性与可控性的统一。能操控这些,与李小可先生是摄影设备与音响设备的发烧友有关,不断更换的新老顶级音响与不断更新的相机是最好的证明。追求视听的极至使他对所有的新“东东”即不排斥,也不陌生。因此,电脑的运用对他来说不会造成障碍,而是工具。不仅如此,这一工作还大大区别于他作为国画家的个人创作,此时他更象一个导演。有趣的是他在策划、组织、实施创作的过程,也是人到机器再归于人的过程。
因此,这种摄影+数码技术+手工制作,最后融合精神理念的版画,已逐渐在脱离摄影而成为越发具有独立性的作品。但李小可说,还只是刚刚开始,还需体会,还需进一步试验。其实,这批作品的出现,已经构成李小可在中国画、摄影之外新的创作门类了。
傅雷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就曾提到中国的艺术当如何发展,西学的引进或中国艺术的固守都只是表象,而要向艺术的“深处去”!李小可在用脚步丈量向深处去的路程,摄影是他前行的视觉日记,国画是他前行的心灵日记,而版画是艺术家主动“push”自己之后的精神产物。虽然李小可认为还在过程之中,但只有一次次用活水冲刷自己,心才会越发接近那活水的源头。在春节的鞭炮声还未落净,李小可又出发了,藏地在吸引着他。的确,年过六十的小可老师,身手轻盈,心还年轻。因为心年轻,探索的外延就会更加开阔、创作的方式也会更为开放,当然也使我们对他还有更多的期待。
2010年正月十五于望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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